日照報業全媒體記者 徐曉清
海曲會客廳
日照文化名人系列訪談
主辦:日照市中華文化促進會
承辦:日照日報社
趙德發,1955年生,莒南縣人,1991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作家班,曾任日照市文聯主席、作協主席、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至今已發表、出版各類文學作品800萬字,大量作品被轉載。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君子夢》《青煙或白霧》《雙手合十》《乾道坤道》《人類世》《經山海》以及長篇紀實文學《白老虎》等,出版有12卷《趙德發文集》。曾獲第三屆人民文學獎,第四、第八屆《小說月報》百花獎,三次《中國作家》獎,首屆齊魯文學獎,第一、第四屆泰山文藝獎(文學創作獎),第四、五、七、十一屆山東省精品工程獎等。長篇小說《經山海》獲全國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入選“新中國70年百種譯介圖書推薦目錄”。
對著名作家趙德發來說,2019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年”。 從1979年某個秋夜的“突生一念”算起,趙德發在文學這條路上已經走過四十年。2019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日照市建市30周年,這是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在這舉國歡慶的時節,趙德發也迎來了自己文學創作成果的大豐收——長篇新作《經山海》獲得第十五屆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精品工程獎,并入列“新中國70年百種譯介圖書推薦目錄”,有關方面正在準備拍成電視劇;非虛構作品《一九七O年代,我的鄉村教師生涯》出爐熱賣;《白老虎》在《啄木鳥》雜志1984—2019年“我最喜愛的精品佳作”評選活動中獲獎。 猶記2016年,趙德發出版了長篇新作《人類世》并辦理了退休手續,他對朋友說“此生已完成”,并表示,余生所得,皆為天賜。時隔三年,自稱“此生已完成”的趙德發卻“鼓了一個大紅”,成效、榮譽紛沓而至。 自然,這絕不是天賜。 10月的日照,金秋送爽。記者再訪趙德發,尋脈他的文學路,以啟迪讀者。
記者:在您非虛構作品《一九七O年代,我的鄉村教師生涯》的封面上,有這樣一句話,“那些持久自律、努力、自尊生活的年輕人,最后都怎么樣了”,深深打動了我。無疑,這是對您的一種評價,也是您歷程的寫照。我看到濟南文史學者鄭連根先生寫的一篇書評,說您這本書是一部“作家前傳”。了解您的人都知道,因時代的原因,您14歲就輟學了。以“小學學歷”起步,到成長為著名作家,這本身就是值得書寫的勵志故事。再說一說?
趙德發:說來慚愧,我文化底子很淺,30歲前沒有任何學歷,不用說大專、高中、初中,甚至連小學的文憑也沒有,因為我沒讀到小學畢業,來了“文革”,學校停課了。后來又讀了四個月初中,因為學校與我向往的樣子相差甚遠,便決定輟學。多虧15歲那年當上了民辦老師,讓我又回到學校,親近書本。因為上學甚少,以至于參加工作后每次填表,在“學歷”那一欄填“初中”,我都感到心虛,覺得是欺騙了組織。我當鄉村教師整整十年,從15歲到25歲,從民辦教師到代課教師再到公辦教師。那些年,我非常自卑,覺得自己當老師是誤人子弟,好在我比較努力,自強不息。封面上的那句話,“那些持久自律、努力、自尊生活的年輕人,最后都怎么樣了”,是編輯加上的。我那時也算是這樣一個年輕人吧。那十年間,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我一直在拼命學習,后來總算成功了,23歲考上了中學語文教師,24歲成為學區負責人,管理一所聯中、八所小學。正應了西方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的那句名言:“成功是自卑情結的過度補償。”
記者:您在四十年前萌生了當作家的念頭,一路走來,您是否有過迷茫,自覺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趙德發:1979年秋天,我還在教師崗位上的時候,看到一本《山東文學》,突然萌生了想當作家的念頭。就是這樣一個偶然的念頭,決定了我的終生。然而,我那時基礎太差,文化準備先天不足,要想走上文學道路談何容易。后來經歷過許多失敗,無數次退稿,但我一直矢志不渝,屢敗屢戰,就這樣一步步走了過來。直到今天,我還是慶幸自己選定了這樣的人生目標。因為我越來越覺得,文學是一種非常美好的東西,是人類創造的一種非常獨特的表達方式,她能再現生活,表達情感,陳述思想,揭示人性,值得我終生追求,甚至為之獻身。從那以后,“以文學為宗教,把寫作當修行”這兩句話就成了我的座右銘。
四十年的創作道路,分為這樣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準備不足,懵懵懂懂(1979—1989,10年)。我25歲被調到黨政機關,先當公社秘書,后當莒南縣委秘書,29歲擔任縣委辦公室副主任,30歲擔任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要當作家的想法卻從沒動搖。然而,我在創作上的準備嚴重不足,對文學所知甚少,雖然發表了一些作品,但都幼稚而粗淺。我決定扎扎實實打底子,就從1982年開始在業余時間學習電大中文專業,三年之后拿到了平生第一張文憑。但是,在縣委組織部太忙,沒有時間寫作,1988年春天聽說山東大學招收作家班,我立即做出了報考的決定,得到縣委主要領導的批準。然而考入作家班之后,在長達一年的時候里還是寫不出像樣的東西,非常苦惱。
第二個階段,略微開竅,方向不明(1989—1994,5年)。我在山大認真讀書,用全新的眼光審視我的生活積累,終于明白了小說應該怎樣寫。于是,我在1989年暑假寫出了短篇小說《通腿兒》,先在《山東文學》發表,后被《小說月報》轉載,獲該刊第四屆百花獎,讓我對自己的創作有了自信。兩年的學習生活結束,我來日照工作,至1994年發表了上百萬字的中短篇小說。但這個階段,我方向不明,沒有規劃,想到啥寫啥。
第三個階段,傾盡積累,描畫土地(1994—2002,8年)。我審視自己的早期作品,覺得不足于代表自己的生命價值,決定創作長篇小說,并且將表現對象明確地定在農民與土地的關系上。我寫出了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此后又寫出了表現農民與道德的《君子夢》,表現農民與政治的《青煙或白霧》,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對農村歷史變遷的全面表現,對農民命運的深入思考,也是對家鄉那方土地的深情回報。
第四個階段,突然“出軌”,寫“經驗之外”(2003—2012,9年)。2003年秋天,我因一個特殊的機緣,決定創作一部反映當代漢代佛教的小說,經過讀書、采訪,寫出了《雙手合十》。接著,又寫了一部反映當代道教文化的《乾道坤道》。這些傳統文化領域,超出我的經驗,之前我從未涉足,被朋友戲稱為“創作上的出軌”。這期間,我還寫了長篇紀實文學《白老虎——— 中國大蒜行業內幕揭秘》,這也屬于我經驗之外的范疇。
第五個階段,轉身向藍,講海邊故事(2013至今,已有6年)。我在海邊工作、生活近三十年,有好多積累與感受,受“人類世”這個地質歷史學新概念的誘發,我開始寫海邊的人和事。我先寫了一部《人類世》,去年又寫了一部《經山海》。
我創作四十年,得八百萬字,總算給自己的初心有了一個交代。
記者:四十年,矢志不渝,真不容易。您如何處理繁忙的社會活動和潛心創作之間關系的?有沒有想偷懶的時候?
趙德發:我的早期寫作,都在業余。工作與創作肯定有沖突,但我還是盡量擠出時間。1981年,莒南縣相溝公社在全縣率先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身為黨委秘書的我,心想當年著名作家柳青經歷農業合作化,寫出了《創業史》,我也遇上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也應該寫上一部。白天,我盡職盡責當秘書,晚上9點后搞創作,一般要熬到半夜,整個公社大院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在寫小說。半年后,一部10萬字的大中篇寫成了,題目叫作《在那冶紅妖翠的河邊》。作品完成后,寄給了北京一家雜志社,僅僅過了半個月就“完璧歸趙”。長期的勞累加上創作的失敗,給我造成了嚴重打擊。當年秋天,我的頭發大把大把脫落,還出現了好幾塊明晃晃的斑禿。我當時很茫然,自信心降到了最低限度。
工作與創作的沖突,后來差一點把我給毀了。那年我在莒南縣委當秘書,有一天剛參加完電大期末考試,極其疲憊,卻必須連夜修改書記在全縣四級干部會的上講話。我晚飯沒能吃,想睡一會也睡不成,閉上眼睛,腦海里全是閃電,接近崩潰的狀態。后來有人來串門,我起來與他說話,才轉移了注意力,讓大腦恢復正常。我意識到,要“工作創作兩不誤”,那是癡心妄想。所以我就決定棄政從文,去山大學習創作。
畢業后,我來到日照工作。幸運的是,這里的一些領導非常支持我的創作,讓我在文聯工作。2001年,我給市委寫報告,請求從事專業創作,也得到批準。從那時到現在,盡管我的社會活動還是較多,但是創作沒有受到大的影響。近二十年來,我已經養成了習慣,每天早晨五點起床寫作,寫到八點,即使白天有活動,也不耽誤。如果白天沒有活動,早飯后我要睡一會兒,然后處理雜務,看看訂的幾份報紙;下午,或者繼續寫,或者改稿子,或者看看資料,為第二天的寫作做準備。我的心理調適能力也還行,無論遇到多么煩惱的事情,或者急需處理的事情,一旦坐到書桌前,都會暫時將那些事情置之腦后,將腦神經轉換為“寫作模式”。收工后再轉換過來,該干啥干啥。
關于有沒有偷懶的時候,我可以這樣說:基本上沒有。這么多年來,我沒有休過周末、假期,除了大年初一這天不寫;除了出差在外,我沒有一個早晨不在書房工作。就連前幾年,我經常回老家伺候生病的父母,也是早早起床,趁著他們沒醒的時候寫上一會兒。我沒有多少才分,靠的就是“勤奮”二字。“天道酬勤”,是我信奉的真理。
記者:據了解,您的《經山海》是“命題作文”,創作時間并不長,卻獲得了巨大成功。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評論說“新時代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中,目前《經山海》的成就應該是最高的”。這個評價實在是高。請說一說《經山海》的創作歷程。
趙德發:去年年初,雞年的臘月二十五,《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先生給我打電話,約我寫一部反映新時代的長篇小說,我就答應了。此前,安徽文藝出版社社長朱寒冬先生一直期待我給他們社寫一部原創作品。朱先生六年來給我再版了《雙手合十》《君子夢》,集中推出“趙德發傳統文化小說三種”,出版了我的訪談集《寫作是一種修行》,2018年又出版了12卷《趙德發文集》,這份情誼,我必須報答。2018年春節剛過,我就投入了準備工作:讀書,采訪,構思。我去了沂蒙山區,去了日照山區,走了多個村莊,采訪了好幾位“第一書記”與許多干部群眾,還在日照海邊采訪了一些漁民。此后,我用半年時間,拼了一把老命,寫出了這部作品。稿子發給《人民文學》,兩周后他們就決定,在第三期頭題發表。書名換了幾換,都不妥當,戰軍主編最后定為《經山海》,提升了境界,讓我十分驚喜。那一期《人民文學》的卷首語,對這部作品做了鄭重推薦。但因為刊物的篇幅有限,只是發表了一個十多萬字的刪減版。發表之后,引起了反響。清明節那天,北京一位影視制片人來日照找到我,說中宣部文藝局領導向他推薦了《經山海》,建議他拍成電視劇。過了幾天,我去北京和他簽訂了影視改編權轉讓協議。現在,這部電視劇的改編正在緊鑼密鼓進行,據說拍成后將在央視播出。
為了讓書更加完善,安徽文藝出版社還出了“試讀本”,在《人民文學》雜志社專門召開了改稿會,請十幾位著名評論家提意見。根據他們的意見,我又做了一番修改。此書出版后,獲得“五個一工程”獎,入選“新中國70年百種譯介圖書推薦目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決定在《小說連播》節目中播出此書。國慶前夕,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辦公室、山東省作協、《人民文學》雜志社、安徽文藝出版社共同在京召開了《經山海》研討會。該研討會系中國作協“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研討會之一。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閻晶明出席會議并講話,三十多位專家到場發言,日照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高杰也到會上致辭。大家對這部作品給予充分肯定,讓我受到很大鼓勵。他們指出的一些不足,也為我今后的創作指引了方向。
記者:從媒體上得知,您剛被青島大學聘為駐校作家。此前,您已經被山東理工大學聘為駐校作家,還擔任曲阜師范大學的研究生導師,有人說。您是“學者型作家”。請談談您這些年來與大學的交往和體會好嗎?
趙德發:三十一年前,我走進山大校門,從此與大學結緣。這些年來,先后應邀在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講過創作。2000年被曲阜師范大學聘為兼職教授;2011年,被曲阜師范大學聘為兼職碩士生導師,帶了6屆16名研究生,2018年被評為該校優秀研究生指導教師。2014年,我和張煒、李浩、徐則臣一起,被山東理工大學聘為駐校作家(2017年續聘三年,又增加了雷平陽、胡學文、海飛、劉玉棟)。2019年10月,被青島大學聘為駐校作家和講座教授,被臨沂大學聘為特聘教授。到大學里講課、帶學生,擔任駐校作家,給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我學養不夠,必須逼迫自己見賢思齊。高校里學者云集,有許多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專家,他們的學術觀點,給了我好多啟發。大學生都很年輕,充滿青春活力,與他們交流,能了解他們的新潮想法,見識一些新生事物。與駐校作家們在一起,也能相互交流,相互促進。擔任山東理工大學駐校作家以來,我就從幾位“同駐”那里學到了不少東西。今年6月,我與張煒主席做了一場對話《文學與我們今天的時代》,他思路敏捷,見解深刻,讓我充分領略了一位大作家的風采。
去年秋天,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重點學科帶頭人約我寫一部傳記,全面反映著名學者、國家名師朱德發先生的輝煌人生,我從今年春天開始采訪,接觸到朱先生的許多同事、同學和弟子,這些人多是博士、教授、博導、政要,更讓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
頻繁出入一些大學,也讓我熟悉了高校生活,增添了生活積累,幫助了創作。舉例來說,我在長篇小說《人類世》里,寫了一位地質大學的老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如果沒有大學經歷,我是絕對寫不出來的。
當“學者型作家”,是王蒙先生最早提出來的,意思是作家要像學者一樣廣博、睿智,讓作品有充沛的文化含量。我將此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多年來一直努力讀書、思考。尤其是定下某個寫作選題之后,會集中閱讀某個領域的資料,從中有所發現。這種“主題性閱讀”,有效地幫助了我的寫作。譬如說,我寫《雙手合十》《乾道坤道》,就讀了大量佛教與道教文化書籍,并且作了筆記,加上深入寺院采訪,保證了作品的知識密度與內涵深度。
記者:您在2019年4月15日的博客中寫道,“今天早晨,靈感像朝陽一樣噴薄而出,藍色之夢從渾沌到清晰。我畢生追求的好小說,大概就是下一部了。”能透露一下,這會是怎樣的一部小說,動手了嗎?
趙德發:還沒動手。我一直想寫一部海洋題材的長篇小說,但一直沒有想清楚怎么寫。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去書房,準備繼續寫別的一篇東西,沒有料到,剛一落座,腦子里靈光一閃,這篇作品就突然成形了。我很激動,就在微信朋友圈和博客上發了消息。然而,一部長篇小說的問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年事已高,再寫新作決不能草率。我要讓靈感繼續發酵、醞釀。不久前我去貴州一家酒廠采風,了解到他們的制酒過程:“投糧下沙”之后,要經過九番蒸煮,八輪發酵,才能將美酒釀出。我也要像一個酒坊工匠那樣,精心操作,耐心等待。如果老天賞給我充足的時間,我爭取再給讀者奉獻一份醇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