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的日照人民抗日武裝

中共日照市委黨史研究室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武裝堅持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是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因素。八年抗戰中，在黨的領導下，日照人民抗日武裝由無到有、由弱到強，放手發動人民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了廣大的敵后戰場，變日軍后方為前方，減輕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壓力，為贏得日照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抗戰伊始，日照人民抗日武裝蓬勃興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喪心病狂的日軍大舉進犯華北。10月，戰火燒到山東。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率國民黨第三集團軍及省政府官員稍作抵抗，便倉皇南逃。在這危急時刻，中共山東省委毅然擔負起領導山東人民抗戰的重任，根據中共中央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和中共北方局“共產黨員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的號召，制定了發動抗日武裝起義和組建抗日武裝的具體綱領，并于1938年1月1日領導創建了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為各地組建抗日武裝提供了直接經驗。
　　抗日浪潮在日照大地迅速涌起。分散各地的共產黨員紛紛響應，成為組建抗日武裝的骨干力量。他們會同當地一些愛國青年、愛國知識分子和有正義感的國民黨中下層官吏及地方名流，踴躍組建日照人民抗日救亡武裝。
　　十字路抗日游擊大隊1937年8月，莒縣十字路(現屬莒南縣)的愛國進步人士謝輝以國民黨政府澇坡鄉鄉長的公開身份，動員當地百余名青年及農民，成立十字路抗日游擊大隊。謝輝任大隊長。
　　游擊大隊很快發展到200多人，這引起了國民黨莒縣縣長許樹聲的注意，他采取威逼利誘手段，企圖收編這支隊伍。中共臨沂地下黨員崔介得知消息后主動同謝輝磋商，將這支隊伍發展成為共產黨直接掌握的武裝。為防止游擊隊被地方實力派吞并，也為更好地解決彈藥、給養問題，根據中共臨沂地下黨組織的指示，游擊大隊暫時接受了國民黨魯南第三專員張里元的收編，番號為“第三專署保安司令部獨立營第三連”。
　　此后，張里元以斷絕供給相威脅，妄圖徹底分化瓦解游擊隊。部隊處境極為險惡。這時，駐臨沂的國民黨第五十一軍中共地下工委的張崗、汪洋等人秘密打入該營，隨時掌握部隊動態。1938年春，張里元命令獨立營在五六個“政工專員”的隨軍監視下開赴葛莊作戰，并密囑該營營長相機“消滅”三連這支“紅了的”隊伍。黨組織獲取這一情況后，在國民黨頑固派痛下殺手時奮起自衛，解除了營長及第一連的武裝，宣布起義參加八路軍。隨后，部隊到達淄川境內的馬棚村與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會合。4月，被編為第四支隊三團，汪洋任團長。
　　高坊鄉民眾抗敵自衛團1937年10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濟南省立第一鄉村師范學校的學生郭有鄰，接受省委組織部長兼濟南市委書記趙建民等人的指派，返回家鄉莒縣開展工作。他一回到泥溝子村家中，就馬上聯系了小學教師王禹民，以進步教師和青年學生為主要發展對象，著手創建抗日隊伍。其間，他們還主動結識了國民黨莒縣高坊鄉鄉長劉克誠。劉克誠慷慨提供槍支與糧食，還以鄉公所的名義公開發動各村青年參加抗日隊伍。抗日的旌旗很快就在莒縣西南部的山頭淵村、石井、辛莊、車輞溝、汀水一帶高高擎起。
　　與此同時，郭有鄰又來到莒縣第一小學（城里小學）、第四小學（陳家屯小學）等處開展抗日宣傳。11月初，郭有鄰、劉克誠、龐匯川等人聚集在莒城西南部的珍珠山上的三官廟，宣布成立高坊鄉民眾抗敵自衛團。自衛團成立之初大約有50多人，由劉克誠任團長、郭有鄰任指導員。同月10日，由莒縣各村自愿抗日的青年組成的第一中隊就在珍珠山上正式成立。隨后，由共產黨爭取過來的一些進步佛教會員組成的第二中隊在莒縣第四小學宣布成立。
　　聚寶鄉民眾抗敵自衛團1937年10月，被國民黨監獄關押長達4年之久的共產黨員主紀先獲釋后剛返回家鄉莒縣，就馬不停蹄地開展黨的工作。他聯系到西辛莊的孔福亭、張百川等人，先是把大革命時期建立的西辛莊和主家嶺兩個黨支部恢復啟動起來，然后繼續發展黨員，創建抗日隊伍。
　　當時，朱班卿與朱仲祥二人在土山一帶拉起來一支約三四十人的自衛團，平日維護社會治安，殺富濟貧，在當地群眾中威望較高。孔福亭和張百川便主動加入這支隊伍，通過各種機會向朱班卿介紹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最終掌握了這支武裝，并于1937年11月將其改編為莒縣聚寶鄉民眾抗敵自衛團，由朱班卿任團長。
　　1938年3月5日，在山東省委的直接領導下，高坊鄉民眾抗敵自衛團和聚寶鄉民眾抗敵自衛團在硯疃勝利會師，擴編成立莒縣民眾抗敵自衛團，共計300多人，從而基本實現了莒縣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統一。同月下旬，又和沂水縣的抗日武裝合編成立了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第六大隊，共計500多人。7月，根據蘇魯豫皖邊區省委的指示，第四支隊第六大隊由沂水縣開赴莒縣岳家溝一帶，改番號為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二支隊，并迅速成長為開辟魯東南抗日根據地的基干力量。
　　崮西抗日游擊隊盧溝橋事變后，在嶧縣鄉農學校求學的馬驊回到家鄉莒縣的呂家崮西村，四處宣傳抗日救國道理，組建抗日武裝。1938年2月15日，馬驊與馬躍崙一起以本村馬姓青年為主，組織起一支約30多人的抗日隊伍，在村子的老營頂宣布成立崮西抗日游擊隊，并公推馬躍崙為隊長，主要活躍在莒縣東南部的崮西一帶。
　　3月，馬躍崙為給這支隊伍尋個靠山，被國民黨許樹聲部收編為莒縣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第十一中隊。5月，馬驊參加莒縣戰地干部訓練班學習，7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訓練班結束之后返回第十一中隊擔任指導員，為爭取起義積蓄進步力量。1939年隊伍被改編為國民黨山東暫編第一師第一旅三團二營，當地群眾習慣稱之為“馬營”。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過后，1940年5月，在八路軍一支隊二團和“馬營”內部的馬驊等共產黨員組織下，“馬營”英勇起義，改編為八路軍莒縣獨立團。9月，被整編為八路軍山縱二旅六團，馬躍崙任團長，王建青任政委。
　　濤雒抗日自衛隊1938年春，國民黨第五十七軍中共地下工委派王子振到日照縣濤雒一帶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在王子振的影響下，棧子村人李狄雪帶領一些進步學生采取串聯的方法，團結當地群眾組建抗日武裝隊伍。
　　與之同時，國民黨黨員牟希禹在日照縣四處宣揚國民黨的抗日主張，借機腐蝕、拉攏進步青年知識分子。為粉碎牟希禹的陰謀，李狄雪、許耀林等人緊急動員了葉金剛、許伯明等人從青島返鄉，分散到各村，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聲討日軍侵略中國的殘暴事實，號召群眾團結起來保家衛國，在較短時間內就團結了四五十名同學，并募捐到30余支槍。麥穗泛黃時節，在棧子村的小學里，李狄雪主持召開了抗日自衛隊成立大會，宣布濤雒抗日自衛隊成立。
　　抗日自衛隊成立后，除走街串巷地進行抗日宣傳以外，還組織領導沿海群眾開展抵制日貨行動，查禁資敵物資。7月，因國民黨第五十七軍奉命調離，自衛隊隨即與第五十七軍中共地下工委失掉聯系。為保存實力，自衛隊化整為零，由公開轉入地下，繼續堅持抗日斗爭，直至1940年，重新集結編入日照縣大隊。
　　抗戰初期，日照地區成立的抗日武裝隊伍較多，實力較大的還有：王盡美的兒子王乃征組織成立的第四游擊區獨立第一支隊；原莒縣城關黨支部書記楊作舟等人組織成立的第四游擊區獨立第二支隊；宋壽田和宋延琴組織建立的莒縣招賢抗日游擊隊；日照縣陸家莊子(今屬五蓮洪凝街道)人牟志真和牟益民組織建立的第四游擊區獨立第一支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活動于五蓮山區東北部。這些抗日武裝的兵員多為農民和黨組織爭取過來的地方武裝，缺乏軍政干部，裝備與經費困難，作戰經驗不足，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亟待提高。但是，他們大多由共產黨員和愛國先進分子組織領導，抗戰熱情高漲，群眾基礎較好，而且，重視處理與友軍的關系，較好地利用了國共統一戰線的優勢，所以經過一段時間的斗爭實踐，這些抗日武裝很快成長為開辟各抗日根據地、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重要力量。
　　二、1939年秋至1940年底，日照人民抗日武裝迅猛發展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廣州、武漢以后，中國抗戰逐漸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調整其侵華戰略和策略，在軍事上基本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逐漸將其注意力集中于打擊和消滅八路軍、新四軍；把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方針，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英美派集團，開始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確立了大力“鞏固華北和發展華中”等戰略部署，重申了將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后，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與時局的變化，1939年1月，中共山東分局、八路軍山東縱隊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加強縣、區地方武裝建設，組織鄉村抗日自衛團。
　　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又在日照黨組織恢復建立與發展的大力推動下，1939年秋至1940年底，日照人民抗日武裝獲得迅猛發展。其中，有各地黨組織領導建立的脫產的抗日武裝，統稱為地方抗日武裝，其活動范圍只限于日照本地。例如，規模和影響力均大的有日照縣大隊、莒縣縣大隊等；同時，又存在黨組織領導下的不脫產的抗日武裝，統稱為群眾抗日武裝，在日照各地又分別被叫作自衛團、武裝常備隊、聯防隊、基干民兵隊、青年救國聯合會、兒童抗日救國團、游擊小組等。
　　日照縣縣大隊1939年6月至8月，日軍對沂蒙山區野蠻進行了第一次大“掃蕩”，其間，中共日照縣委根據魯東南特委(1939年7月，改稱為五地委)的指示，一面廣泛進行抗日宣傳，發動各村建立抗日自衛團，一面動員群眾參軍參戰，建立縣、區抗日武裝隊伍，配合主力部隊，共同反擊日軍侵略。
　　經過艱苦努力，7月初，縣委在白云寺將隊伍組建起來，共計30余人，編成一個排，由鄭世珣任排長。不久，部隊移駐到望海寺，擴建了第二中隊。1939年底，皋陸的丁香齋拉起了約五六十人的一支隊伍，被編為第三中隊。縣委將這3支隊伍在黃埠村進行統一整編，正式成立日照縣縣大隊，下轄3個中隊，總計300余人，由五地委軍事部擬番號為“三大隊”，日照縣委書記鄭子久兼任大隊長、政委。
　　縣大隊的軍需供應在很長時間內存在困難。為此，縣委領導主動帶頭捐款捐物。鄭子久、楊心培、劉鴻若等人寧可自己缺衣穿，也獻出衣物先讓戰士們穿，孫漢卿將自己僅有的10元錢交給部隊。平日，大家經常填不飽肚子，靠挖野菜充饑。但是，戰士們嚴格遵守紀律，絕不驚擾百姓，無形中擴大了對群眾的影響。群眾積極參軍參戰，至1940年初，縣大隊又新增第四、五中隊。12月，根據上級指示，縣大隊升級到主力部隊，各區中隊和鄉分隊也根據實際情況相應實行了升級，充實加強了縣大隊，這時，縣大隊總人數達400余人，重新編為3個中隊，番號為“四大隊”。之后，縣大隊又經過了屢次升級。1943年4月，被編入濱海軍區警備團。
　　莒縣縣大隊早在1933年，莒縣境內的一些村莊興起了“金鐘罩”這一封建組織，它在反抗國民黨政府和地主的沉重捐稅及防匪防盜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在群眾中產生了較大影響。中共魯東南特委經多次調研后，決定利用“金鐘罩”迅速發動群眾抗日。
　　為掌握“金鐘罩”發展的絕對領導權，1939年春，中共魯東南特委向莒縣縣委下達了具體工作指示：一是莒縣一、六、七、八區黨員干部帶頭參加“金鐘罩”，通過辦會掌握會門領導權；二是在原有基礎上，逐步恢復發展會門組織，尤其注意大量發展貧苦勞動群眾入會；三是在會眾中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建立群眾武裝；四是注意培養和發展黨員，建立健全基層黨組織。
　　凡有“金鐘罩”的村莊，均設一座龕堂。晚間，會員聚集在龕堂，名義上是去燒香、祈禱，實際上是共產黨員利用群眾集中的機會，進行抗日斗爭教育。會員的抗日熱情很快被點燃。各村以會員為骨干，紛紛建立起抗日自衛隊，由各村黨支部書記或共產黨員任自衛隊指導員。同時，各分區委分片對自衛隊員進行集訓，提高思想覺悟和軍事素質。
　　在此基礎上，11月初，王玉璞領導100余名青壯年成立了一支全脫產的武裝常備隊。為籌措武器，王玉璞不惜變賣家產。常備隊經常活動于山頭淵一帶，僅半年內就與敵發生較大戰斗數十次，發展到500多人。與之同時，卞子策在莒縣七區成立了一支武裝常備隊。莒縣一區的杜信等人在荊家村、呂莊一帶發展會員400多人，在鳳凰山廟也成立了一支武裝常備隊。1940 年3月，根據魯東南軍政委員會與山縱第九支隊的要求，以“金鐘罩”為基礎建立的這三支武裝常備隊升級到八路軍主力部隊，合編為八路軍山縱第九支隊第一大隊，接著，月底，莒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為保障抗日民主政府和全縣人民的安全，4月上旬，山縱第九支隊作出決定，將第九支隊第一大隊改編為莒縣縣大隊，王玉璞任大隊長。9月，山東縱隊實行第四期整訓，在整編中，莒縣縣大隊再次升級，被編為山縱二旅六團三營。
　　群眾抗日武裝。1939年8月反日軍 “掃蕩”結束后，日照各級黨組織重整旗鼓，在積極發展地方抗日武裝的同時，組織宣傳發動群眾，推動各村建立群眾抗日武裝。這些群眾武裝不脫離生產，無統一名稱，活動方式因地區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在抗日根據地內部公開活動；在邊沿地區和敵戰區，半公開活動。
　　1940年4月，五地委在桑園大土門村召開第五戰區魯東南職工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領導各縣建立職工武裝，動員職工會員參軍參戰，廣泛開展對敵斗爭。按照這一要求，莒縣的來逢義和陳淑綏二人發動了莒縣七、八區一帶的職工會員和農救會的骨干分子約100余人，成立八路軍山東縱隊職工大隊第一中隊。這支隊伍多次拆毀臺濰路的橋梁設施，割斷電話線，破壞敵人的交通通訊；配合主力部隊，夜襲、圍殲日偽據點。在日照縣，1940年春，職工抗日救國聯合會和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分別成立，并各自組建了武裝隊伍。在五蓮山區，1939年5月成立了諸(城)日(照)邊區民眾抗日救國自衛團指揮部，古方廷任指揮。在指揮部統一領導下，至1940年春，幾乎村村成立了自衛團，甚至當地一些會門組織如大刀會、紅槍會等也被發展為自衛團，一時間自衛團員總數多達十幾萬人。
　　日照人民抗日武裝在惡劣的斗爭環境下不斷磨礪成長，繼1940年之后，至1945年9月抗日戰爭結束，又涌現出莒中縣大隊、莒中獨立營、莒中獨立團等地方武裝。八年抗戰中，日照人民抗日武裝既分別協同八路軍主力部隊奪取了甲子山戰役、三關口戰斗、石溝崖戰役、莒城戰役等較大規模戰斗的勝利，又積極承擔起站崗放哨、清查漢奸特務、偵察敵情、傳遞情報、破壞交通、反對資敵、維持社會治安、建立和保衛抗日民主政權、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等任務，以分散游擊的方式使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為對日全面反攻、光復日照立下了卓越功勛。
　　（執筆：王文選）